对于2017年的经济工作，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在不少专家看来，会议已释放出了提振产业发展的重要信号。

  按照惯例，每年研究分析来年经济工作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尤为关键，扮演着为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基调的重要角色，后者则是明年经济工作的总指挥。除此之外，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将在12月份召开，部署来年的三农工作，同时也是对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预热。另有知情人士透露，五年一次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也可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召开。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一直是中央的政策，但过去几年由于需求疲软、产能过剩，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造成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并引发资产价格泡沫和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政府明年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也是希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导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

  渣打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表示，在全球政治和经济形势异常不确定的大环境下，2017年的经济工作仍会以“稳”字当头，且很可能保留6.5%~7%的增长目标，并为此实行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预算赤字会提高到3.5%左右。因此，控制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将成为2017年的重点。

  而在市场关注的房地产方面，未来将出台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能使行业平稳健康发展的一揽子政策。

  “拧水分”

  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描述2017年经济工作时用了不到600字，但却透露出了不少信息。其中，特别分隔出一段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对指导明年经济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要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关键领域工作取得突破。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梳理发现，自2012年以来，稳增长成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首要目标，2017年也将如此。

  “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没有变，财政、货币政策还是以稳增长为主，稳增长是明年首要任务。”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对本报记者表示。

  以“稳”字当头，其中一面便是抑制资产泡沫，防止金融风险。

  事实上，今年上半年，一些资金“脱实向虚”，扰乱实体经济信心。

  今年7月份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抑制资产泡沫”；10月的政治局会议又将这一要求细化到了货币政策的层面，要求“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注重抑制资产泡沫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显然，中央正不断加强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9日表示，自4月份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以来，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整体水平在下降，风险案件高发、频发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目前，专项整治工作已进入清理整顿阶段。

  而在被认为是“抑制资产泡沫”主要方向的房地产方面，多地已出台楼市调控政策。对于2017年房地产市场的动向，此次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长效机制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发展不能只靠一时的应急政策，关键要解决内火，完善制度建设。”中国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副会长柴强表示，建立长效机制的关键是处理好住房消费和投资、房地产和经济增长、存量房和增量房之间的关系。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的房地产调控注重短期效应，经济低迷时希望借此拉动经济，过热时又通过限购限贷进行调控，没有从本质上来研究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未来肯定要出台一揽子政策，比如加大一线城市的土地供应，减轻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在购房需求上可以采取限购限贷政策，并在合适的时机推出房地产税。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中国经济阶段性企稳条件逐步形成，但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和金融领域风险，避免风险继续积累和扩散，并在推进结构性改革中使风险逐步得到释放。

  他指出，稳中求进要为经济筑底创造条件。坚持稳中求进，核心是稳政策、稳预期。宏观政策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用稳定的政策稳住市场预期，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增强发展信心，“实现经济筑底企稳，不能急于求成，要坚定信心，保持战略定力。”

  “练肌肉”

  “拧水分”的目的则是让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

  “振兴实体经济主战场在制造业，关键在存量，核心是创新。”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李北光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除了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更重要的是用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日前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仅仅用金融杠杆来搞发展，对中国来讲是灾难性的。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的观点与董明珠不谋而合：“如果政府把经济发展的重心置于金融业而轻视实体经济，从长远看，结果会是灾难性的。”

  章俊对本报记者表示，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目前和未来10年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挑战。

  事实上，我国已经开始迎接挑战。工信部7日发布了《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下称《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基本实现数字化制造。到2025年，重点产业初步实现智能转型。

  我国到2015年已经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但是在品牌塑造、创新能力等方面仍与其他先进国家有较大差距，“大而不强”仍是我国制造业亟须突破的瓶颈。

  专家认为，加快推进中国制造，还需要诸多综合改革措施配套，包括财政资金的支持和引导，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成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最佳组合。

  在配套措施方面，《规划》提出，要创新金融扶持方式，鼓励建立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各类智能制造发展基金，鼓励社会风险投资、股权投资投向智能制造领域。同时支持装备制造企业扩大直接融资，发展应收账款融资，降低企业财务成本。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做好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举措。需要鼓励多种形式的金融创新，让老百姓有更多的稳定的投资渠道，可以引导这些资金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不少专家认为，智能制造为中国制造业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遇，而国有企业改革则将直接影响下一步改革的成败。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企改革的核心是要稳中求进，目前有一些稳定就不需要改革的舆论是不可取的。在稳增长、稳预期的同时要加快改革的步伐，需要重大的关键性改革牵引结构调整，用改革的成就来增强发展信心。

  中央深改组近期通过的三个关于国有资本管理的文件明确，国资改革中的核心就是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国资委副主任刘强在9日的媒体通气会上表示，国资委正在通过职能转变，设立了资本运营和收益管理局，就是为了突出“管资本”。与此同时，国资委正在制定出资人监管的权利和责任清单，按照现在的进展情况，国资委已经制定了这个清单，共有30多项权责。

  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表示，明年将是国企改革见效年，为了推进改革细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国资委正在积极研究和制定明年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方案。

  除此之外，此次政治局会议还明确，2017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并强调要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推动五大任务有实质性进展。